哪些国家、地区的养老体系比较完善，其经验值得借鉴？

最近正好在赶一个有关养老政策的报告，看了几个国家的养老政策和体系，自己对养老也有了些新的见解可以分享一下。最大的感受是：养老体系的设计，理念和管理远比硬件来得重要。

老龄化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袭来，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拿香港做个例子，到2040年，大概每四个人里就会有一个是超过65岁的长者（香港政府统计处，2012）。90年代起，很多发达国家政府就开始在老龄化问题上积极部署，制定“长期照顾（long-term care）”的各种政策。长期照顾是指将医疗服务（health care）和社区照顾（social care）相融合，为需要被长期照顾的人（大部分是老人，也可以是残疾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近十年来，开始有个很热门的理念，与长期照顾相呼应的，叫“原居安老”（“ageing in place”），就是在设计养老政策服务的时候，为长者提供的服务和支持，可以在身心允许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尽可能在社区安度晚年，而不是去养老院或者医院。这背后有很多推力或者说逻辑，举两个例子：1.文献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老人家都期望可以原居住地安老（WHO, 2007）。其实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老人家都是这个心态，并不只是华人... 2.在长期照顾的框架中，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可能可以应对未来高额的社会医疗开支，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用。

要再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国内还属于空白状态的概念：个案管理 (Care Management或Case Management) 。其实在很多国家，制定养老长期照顾体系的同时就已经引入了这个概念。因为我们都知道，长者的问题一般都不是单一的，生活上的、身体上的各种小毛小病以及社交上的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统筹，即使有各种不同相对应的服务，也容易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可能有服务上的重叠。于是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群专业人士，叫个案管理经理(Care Manager)，他们可以管理个人的养老服务，同时也可以帮你做长期的照顾计划、评估、预算管理和养老服务的统筹协调。在日本，每一个需要长期照顾的长者都有一个政府资助的免费的个案管理经理 (介護支援專門員)，日本的个案管理专员的考核制度最严谨，需要经过考试(特别难通过)和训练的。基本上，养老政策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都会有这样一个职业。

来举个澳大利亚的例子吧！想要对澳大利亚政府老年人的长期照顾计划写个大写的赞！

澳大利亚 “My Aged Care”

澳大利亚的长期照顾服务，主要是政府税收开支，再加上用户的部分付款(copayment)。需要付多少钱是和长者的身体状况以及经济状况挂钩的。其实，我觉得养老服务用户使用服务时，付一部分费用是合理的，这样的参与感可以避免服务的滥用。

1. 很明确的单一服务入口：“一个电话号码＋一个网站＋住址附近的实体中心”，基本解决可以解决所有在社区养老的需求。对于长者或者他们的家人来说，社区里或者医院里有些什么服务，应该去找什么样的服务其实是很容易一头雾水的。如果有一个如此清晰的平台，只要有什么需要或问题，都找一个人或者打同一个电话，去同一个地方，就会给长者和家人带来极大的方便。也容易降低长者去寻求养老服务的门槛。

2. 按需制定个人化的养老服务。

在开始养老服务以前，政府认证的专业评估专员 (Aged Care Assessment Team)会为长者进行多方面的评估（身体的、认知行为的等等），然后按长者的需求等级分为三级，相应地转介给不同的地方服务：在社区里的有入门级的家居支援服务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CHSP) 和为有复杂的照顾需求长者所设计的Home Care Package Program (HCP)，以及没有能力在社区养老的长者有相应的养老院服务Residential Aged Care。这些服务的提供单位，可以是私营的或公立的，但必须通过政府认真。

3. 社区服务的多元化和尊重个人的选择。

在社区里的服务用简单的家居支援（比如帮忙洗衣服做饭）、个人护理到上门的医疗服务，以及个案管理的服务。近年来，澳洲政府开始推进“消费者主导的照顾形式”Customer Directed Care，主要就是个案管理经理会和你一起协调，给你更多的选择。比如，有些人喜欢全听服务机构的，不要自己制定什么养老计划，那你就全全授权给个案经理帮你安排；有些人想要完全自己决定需要什么服务的，不想听取任何意见的，也尊重的你的选择。

4. “钱跟人走”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根据长者的评估结果，以及所需要的服务等级，政府给他的每月拨款虽然是会直接拨给服务机构(比如Home Care Package Program)，但这个人的钱只能这个人用。这样对于长者来说，他的选择性就会比较有弹性。政府也要求服务机构每月出月结单，让长者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里了。因为钱跟人走，如果将钱花得更有效，就凸显了个案管理经理帮长者进行预算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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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写这些会不会太学术。。。 不过总的来说，澳洲在养老服务上的设计是花了不少心思的，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一直在积极改进。比如那个myagedcare的平台，不只是长者本人，服务机构、评估团队和医疗系统的专员都可以登录和查看相关的信息，这不只能提高各种效率，还可以减少重复的评估和服务，减少资源浪费。

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还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说说养老服务的设计和管理远比硬件重要。要在城市近郊神马的地方建一些很fancy的设施，说自己是养老社区，这是不难的。但长者的需求是相当个人化和复杂的，当社会服务、医疗服务和以及管理跟不上的时候，并不能为长者提供一个使他们身心都健康愉悦的养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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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1. 香港政府统计处 (2012), 香港人口推算（2012-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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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O (2007), Global age friendly cities guide.

3. WHO (2003), Key policy issues in long term care.

国庆假期回来陪老爸过节。晚上聊天，他正好一边翻看手机，笑着说自己要61岁退休（60年的）。我歪过头去看了看，我要65岁退休（84年的），也只哦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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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哪里呢？

拜托，这里讨论的人，没有一个是老年人好不好，全是一群网民在这里说来说去怎么给老人去养老。老人养老，表面上看是一个老年人老了之后，谁来养、怎么样的问题，但本质上，是老人是否能活得尊严的问题。

尊严是什么

老年人其实比谁心理都知道自己的人生要走向何方，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去、一个一个和落叶一样凋谢在风里，早就把这个问题想了无数遍了。所以看《人间世》里面，梁老太太面对很多镜头时，都是抿着嘴、面带笑容。她早就知道片子是要给所有人看的，就是要留下最后的印象。老人毫无疑问最需要的就是关心、关怀、乃至尊严。

怎么落实养老？

养老问题有表面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力和设备例如养老院这些机构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年轻人力不足、老年人晚年生活很有可能会没有较为成熟的保障体系。老年人保障，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日三餐饭的问题，而是人工在关怀过程中，能付出多少关心、多少心力。

虽然有很多老人不需要、宁愿自己在家里、宁愿老人和老人在一起，不进养老院。但是这个体系至少我们要有，有了体系，就会有人来考虑，体系如果好，那就会有老人非常愿意进入这个养老体系。

体系怎么实现

这个体系是一个管理体系。只有两种途径，政府能解决，那就政府上，政府解决不了，那就商业公司上，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并且政府要减少税收负担，提高效率，一定会鼓励商业公司将自身养老体系做大做强，一定会推动尖子公司进一步发展、率先发展。所以必然是商业因素+政治因素的联姻。控制了养老问题，政治就有了筹码。通过商业控制养老问题，政客必然会做这样的选择。

要等着政府从gdp里面拿一块出来、或者直接从拨款当中分出来一部分？拜托，中国需要税收支持的行业太多了好不好，国家机器到处都需要税收啊，中央民主专制是需要成本的。

商业运作的模式是什么

为什么说我不看好公立养老。下半年8月份，北京市公里养老院做了一个五福老人公示，上半年还有一个4类标准，这些新闻写出来本身就意味着公立的门槛、一定会需要排队、筛选、摇号等等这类程序。无非是和买房一个套路。

（五福老人新闻里有一个馒头细节，大家看看，感受一下）

所以，面对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努力赚钱，通过经济杠杆来实现老有所依。没有财富，一切都不靠谱。比如说权力，权力就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关键是权力就一定能保证公平吗？只有财富，才是保证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以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中国未来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谁手里有经济筹码，谁就可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

但是养老问题又不完全是1：1的风险对冲、不完全是我们存个几百万来独立对抗几百万风险的问题。由于行业相关，我们接触过一些国内商业养老的范例，目前也是全国铺开，要做全国大战略。我们分析过这类商业模式：老年人通过购买某商业保险公司产品（门槛200万以上），在获得商业保险产品基础上，可以优先获得预定一套老年公寓的资格。该公寓为月租金模式，每月比如2万元，可以保证养老终身，公寓有管家服务、一流条件、专人做饭等等。这是基本框架。

我们同行在交流探讨过程中，一方面感觉这类模式确实很先进。因为在购买保险产品基础上，能够获得该名额，仅仅是预定一个名额，类似于占有一个准房间，将来不想要的话，还可以退。对老人来说，保险理财本身有稳定性、复利等等，而且进退自由。

但另外一方面，认为这个模式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因为老人最关键的其实不是老人入住和适应的问题，比如吃的怎么样哇、睡得习惯不习惯呀等等，老人最关键的问题是，老人失能、或者进入大病状态后、进入瘫痪、需要长期护理环节后，这部分成本控制的问题，是任何人、无论是公司还是子女，都难以完全预料的。

你比如说，老人万一并发症瘫痪了，一躺十年以上了，这都是要额外加钱的呀、都是要不断地填补进去的呀。住了10年了，家里没钱了怎么办，那只能把老人接回家里，自己来承担。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纯商业先行的模式，我们判断，只能满足一些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

1、子女在国外、无法照料老人。老人只能在这样的商业养老院住一段时间，然后伺机去国外走完最后阶段。

2、失独。这样的老人，那就真的是完全要找一个很合适的商业养老院来负担老人终身，在这个层面上，因为是商业保险，所以这个老人有必要找一个保险经纪人来协助自己料理相关产品环节的各个问题。但如果能完全敲定是某家商业养老公司，从一开始就能敲定通过某家公司某个产品来作这个一揽子计划，那么，直接把自己交给这个公司的管理人员来关照，也是有可能的。

……其他等等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思考过，如果按照管理模式创新的经验来看，一百年内，基本上不可能有整体上的创新。

但是，个别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创新，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这也就是一部分精英可以优先享受到的权力。注意，到了这个层面上，不仅仅需要200万的那个经济砝码，同时也需要政治、文化砝码，增加保障个人生活的稳定性。

因此，谁占据了先机，谁把握了机会，无论是商业公司，还是有战略投资眼光的个体，都是在十几亿的人群当中，把握住了这个最好的机会的。这个机会，通过合同文本和契约法则，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也许有人会说，中国的法律契约精神还很不成熟。但是我们至少要有一点是一点，而不是天天的抱怨，让负面情绪对我们通过思考和判断来真正解决问题这件事，产生不利影响。

利益关联：保险业人士、保监会个人执业信息备案人员。

专业背景：管理学专业、大学教师，商业创新模式思考者

欢迎探讨和交流

芬兰老龄化严重，目前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8%，预计2030年将达到26%。如何安置和照顾老年人的生活，成为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芬兰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为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冲击,芬兰养老服务体系以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中心点,不断优化养老资源的供给平衡,使养老服务供给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准确的地点提供有效的养老服务,形成了精准化养老服务体系。总体上看,该体系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通过“制定评估标准、信息化调查、建档立卡、动态调整”等措施精准化识别养老服务需求。芬兰在评估对象、评估内容、评估工具、评估时间、评估人员及方案设计方法等方面制定了相应标准。

为充分了解老年人的身心状况、生活状况、家庭设施安全情况及社区服务状况等信息,芬兰研发或引进了一系列信息化评估工具。

在这个基础上,芬兰为每位老年人建档立卡,以便了解老年人年龄、身心健康、病史、经济状况等基本情况。在制定养老方案时,各部门会根据情况及现实变化对养老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充分体现灵活性与动态化。

通过“瞄准养老服务对象、因人施策、确定供给主体、明确供给责任”等措施精准化供给养老服务。如,老年人需要临时性照料,日间照料中心、日间老年医院、托老所可以提供不同的养老服务；老年人需要身体或心理的专业照料,可以选择急诊护理或长期照护。

芬兰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分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服务、临时性照料、康复保健服务、临终关怀等种类,并根据不同的需求制定相应的养老服务供给方案。芬兰相关法律法规对养老服务类型、服务范围、服务主体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从而明确不同主体的供给责任。

通过“部门联动、人才管理、全程监管、精准考核”等措施精准化管理养老服务。芬兰对养老领域涉及的部门与机构进行了功能划分,主要分为引导与指导、研究与发展、认证与监督、提供服务四个方面,并根据功能划分指定相应的负责部门。

为保障养老劳动力供给,芬兰采取“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的市场需求量、延长现有劳动力工作年限”等措施。芬兰非常重视对养老服务的监管工作,不仅专设国家福利与健康监管局负责监管工作,还在每个地区设立监管机构,并为每位老年人安排一位责任人,定期考核责任人的职责履行情况。

通过“分层分类、托底救急、精神关注、技术监测”等措施精准化支持养老服务。芬兰将老年人需求进行分层分类,以此确定养老券补贴额度、是否对老年人住宅及养老设施进行改造、是否兴建综合性老年公寓和老人服务及娱乐中心。

在托底救急方面,给予不能保障基本养老生活水平的老年人养老券补贴,收入越低的老年人得到的补贴越多。同时,芬兰老年人可以在数百个老人服务和娱乐中心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从而得到心理慰藉,提升生活幸福感。芬兰政府还为每一位老年人安装了电话座机报警器和报警腕表,监控中心会根据报警情况迅速提供相应服务。

居家型养老是德国大多数老人的选择。居家型养老又分为很多种情况：比如身体健康，生活可以自理的老年人居住在自己家中，不需要专门的护理服务，老年人可以自行到住所附近的服务网点，获得必要的生活援助。生活能够部分自理的老年人居住在家中，需要由亲属照护，或依托周边的养老机构，获得居家护理养老服务。社区服务中心可为居家老人提供上门护理服务，日间照料中心则可为居家老人提供短期的托老服务。

全天候机构养老的服务对象一般是比较需要他人照顾的老人或是无子女的空巢老人。这部分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院，由养老院为老人提供集中的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和医疗护理。养老院内部大多按护理级别分层设置和管理。由于居家老人可以得到便捷的护理服务，因此老年人往往只有在生活的确难以自理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去养老院养老。

互助式养老是德国近年兴起的一种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与国内“以房养老”的养老模式相似。老年人将自己原来的住所抵押给银行或保险公司，以购买或租赁的方式入住新建的老年公寓。老年公寓采用无障碍化设计，安装电子监控系统，设置性能优化的养老护理服务设施，增强居住环境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老年公寓一般仍建在老人原来生活的社区内，以便老年人与社区内其他成员照常互动。

从基础设施方面来看，中国养老院并不输德国。可在养老体系和人才培训体系方面来看，中国养老机构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依据其社会发展和需求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德国养老体系十分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德国养老院的费用并不低，达到了每个月4000至5000欧元，但德国的护理险可以为老人承担大部分的养老院开销，护理险的体制解决了老人想要住养老院要面临的财务问题。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护理人员素质的问题，在护理人员的培养体系中，德国运用了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以职业培训为主，强化养老机构的服务理念，重视养老服务中的人文关怀。

德国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除护理院长外，还有护士长、高级护士、注册护士、助理护士４个级别。注册护士以上资格的护理人员才能直接护理服务对象。我国应该要借鉴德国的经验，要加快建立完善养老护理服务评估监督机制。对服务质量好、诚实守信的服务机构给予支持和激励，对服务质量差、经营中存在失信问题的服务机构进行惩戒。

看到这个问题，腾小研想起我们研究院最近在做的有关各国适老化社区的案例分析~

之前的一篇回答分享了日本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具体内容可以点开如下链接——

那么这次，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德国在养老方面的经验。

德国是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德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1.7%，且随着战后婴儿潮的德国人开始步入老年期，老龄化速度还在进一步加速^[1]。

中德两国在老龄化上有着相似的紧迫性，但是社会文化却有较大的差异——在中国比较主流的血缘代际养老无法满足德国社会与公众的需求。比如德国老人独立居住的比例较高，仅有8%选择与子女同住，即便是老伴逝世或者分离，也有33.6%的老人选择自己独居。大部分德国老人都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家中安老，只有到生活无法自理的境地，才会考虑住养老院^[2]。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互助养老”社区在德国应运而生。在德国，代际平等、互助在社区里自然地发生，并为数字科技助力社区适老化创新开拓了有意义的想象空间——依托数字科技与服务，是否有可能让“互助养老”在中国社区以更敏捷的身姿发挥作用？带着这些畅想，我们走进「可以安心老去的社区」的第二站——德国科隆的利多（Ledo）“多代屋”。

“多代屋”在德文里叫做“Mehrgenerationenhaus”，从字面上比较容易误解为多代共居的屋子，其实它的核心内容是构建无血缘关系的多代居民共同生活的场所^[3]，所以在中文的语境里，它更加接近“社区”的概念。

德国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和青年部在2006年推出“多代屋行动计划”，该政策的第二阶段于2012年启动，开始建立社区中心，为来自不同背景、年龄组的社会群体提供开放的聚会场所。该计划的愿景是推动加强德国社会代际间的联系，比如“老人教孩子做作业，孩子反过来向老人解释如何使用智能手机”^[4]。

区别于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德国在社区适老化上的改革与创新，并没有回避德国社会家庭文化日渐式微的现状，而是在充分理解老年人需求的基础上，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完成生活重心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转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代屋”在德国迅速发展并扩散，从而满足德国老人社交与自我实现的需求。截至2018年，德国各地有超过540座多代屋，每个德国城镇里就至少有一家^[5]。

虽然在现在看来，“多代屋”是社区适老化改革的一种有益的创新，但是在它设立之初也曾饱受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质疑——指责其对传统家庭文化构成了破坏。然而德国联邦家庭事务和老年部却非常坚定地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项目的信心——他们对德国社会涌现出的新思潮与新文化非常地理性、坦率和尊重，并始终把老年人自身需求放在第一位，这大概也是所有成功的适老化社区的共性所在。

德国科隆是最早进行多代屋试点的城市之一，从2005到2011年就建成了五个多代屋社区，虽然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是发展态势迅猛，据本土的房屋市场调查，多代屋是最受市民欢迎的社区之一。科隆市的多代屋散布在市区外围，有着各自的社区理念，如环保无车、性别平等、无国界互助等^[6]。

利多（Ledo）多代屋建于2009年，是科隆市目前规模最大的住宅型多代屋。该社区位于科隆市北部Nippes区的Niehl街道，共有94名居民。社区居民构成复杂，涵盖了各年龄段的多个社会群体，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34%。这些居民主要来自“积极老龄化”（Initiative 50+）与“关爱多发性硬化症患者”（doMS e. V）两个社会组织。利多多代屋的社区目标是：不仅鼓励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共同生活，同时鼓励残疾居民与健全居民共同生活^[7]。

利多社区的理念进步又迷人，但是想把理念落实成现实，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它是怎么让“世代共生”变成一种主动认同和自发行动的呢？

科隆市政府对利多和其他多代屋的运营设置了明细要求，比如要求建立居民委员会负责组织社区日常事务，60岁以上居民与60岁以下居民比例不低于1:2，保障社区公共活动空间不因任何原因被侵占等等。

虽然政策保障制度非常严格，但是社区居民委员会一经建成，科隆政府就不再参与利多多代屋的运营。

尽管政府在社区日常运营中退出，但是每年都会听取社区委员会和第三方评测机后的运营评估报告，一旦发生委员会腐败、不作为，社区年龄失调等问题，政府有权收回多代屋的资助金与管理权。

社区是一个流动的空间，人的流动会带来观念的冲突与融合。

为了保障利多社区在价值理念上的可持续性，维持邻里关系的和谐和强粘性，每一位想要入住利多的新居民都需要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利多居委会将根据流程调查新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参与的主动性，然后邀请新成员进入社区参观，并与老成员们座谈，待新老成员相互了解后，表决是否接纳新成员。

虽然在新成员接纳上利多社区非常强调社区价值观念的可持续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多是一个封闭、“自嗨”的社区，相反它非常强调个体自由意志，鼓励居民以兴趣小组为单位连接情感、互帮互助。

非常有趣的是，这种兴趣小组多以社会公益的形式出现，比如与尼厄勒家长组织共同开展“儿童轮椅体验”活动，利用利多多代屋内垃圾箱、开门按钮等无障碍设施，让尼厄勒街区的儿童体验残疾人的日常生活；再比如与汉姆博尔内街家庭中心合作，共同为学前班儿童提供诗歌教学的社区服务[8]；利多社区中的老年人在实现情感连接之外，还以各种形式回馈社会。

多代屋构造了一个代际平等、邻里互助、三观一致、行动自由的新型适老型社区，让德国老人在传统的血缘养老外，得以依从自己的心意过独立自主的生活，并实现参与公益、反哺社会的愿望。利多多代屋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成为众多研究者分析的对象。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德养老模式的比较，以及对社区适老化创新的探索。

我们想在最后，引入一个不同视角的思考——数字科技能不能成为利多模式的一个“助攻”，从而为我们国内社区的适老化创新提供新动力？

在利多多代屋，社区成员需要手工填写“兴趣登记簿”，再经由志愿者进行人工匹配，连接不同代际的成员，组建相应社团并开展线下活动。这种传统的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的方法，在社会网络发达的中国社会，似乎听起来有些“守旧”了。

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固然可以依托微信等社交工具，通过微信群、小程序这样轻便的工具把社区成员连接在一起，但是怎样才能使之如利多多代屋里的兴趣小组一般，团结且有力量，行之有效地把不同代际的人连接在一起呢？

一种可能的方法，是让代际间错位的需求和能力得到更加智慧的匹配。

比如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大多时间充裕但情感孤独，而年轻人则常常奔波于工作和生活两端，无暇照顾家庭。

中国素来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社区的独特优势就在于邻里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与亲密——社区成员间的连接，即便发生在线上，也有扎实的线下关系彼此关联。帮助社区内不同代际的人群进行需求匹配，或许可以成为数字科技助力利多模式在中国应用的切入点之一。

利多多代屋的成员如果想要与不同代际的居民产生互动和连接，大多需依靠线下参与社团活动。

尽管线下社交能产生线上交往无法代替的即刻亲密感与归属感，但是不可否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条件参与线下活动。所以依托“在线社区/社群”的确可以降低代际交往的“门槛”。

但是仅仅降低“门槛”是不够的——从某个角度上看，“门槛”本身对甄别居民价值观念，维系社区理念一致性也并非毫无用处。

所以，我们还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在社区居民的代际“破壁”后，助力社区理念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

帮助社区搭建类似于利多多代屋的运营机制，或许可以成为社区理念可持续的保障方法之一。

比如在社区的线上平台，搭载像腾讯文档这样轻便的共建工具，或是像腾讯投票这样操作简易的小程序，让社区民意更加透明、直观，或可使社区理念在“润物无声间”深入居民心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将某种国外先进理念引进国内，并在数字科技的“加持”下快速形成“标杆”或“示范”，但是这种“标杆”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新模式的“终点”——花重金打造，可复制性低。

一种更加可行的做法，是不为单个社区“量身定制”，而更强调开发社区生态系统的通用性，并在多种不同类型的社区中不断调试，开发不同的“功能模块”，最终形成一个“按需拼接”的灵活的模块型社区生态系统。

中德两国社会有相似的高速老龄化与迥异的社会文化，任何背离本国国情与文化的“复刻”可能都终将“水土不服”。

德国文化崇尚自由、独立的个人主义，但是代际间交流与互助的确可为不同世代的人带来了生命活力与物质利益（如利多多代屋里的青年学生为失能老人做饭、做家务，换取租金抵扣）。

老人与青年人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生活处境和身心需求，这一点在中国也同然适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多世代共生的社区在物质和心理层面为不同代际的居民完成某种“交换人生的价值”提供了可能。

显然，利多多代屋的传统运营方法（如兴趣登记簿、纸质投票箱等）能沿用至今令人经验，但尤其惊讶的是这种看似古板、老旧的方法却在利多和其他许多多代屋中都产生了持久的价值。由此可见，工具不在于“先进”与否，而在于是否“适用”。

我们从科技视角看利多，畅想在数字科技的“助攻”下如何助力构建多世代共生的社区——一连提出了三个问题：

技术可使代际连接更高效，但如何使“连接”更有价值？

技术可助代际交往“破壁”，但如何帮助维系社区理念可持续？

技术可助力单个社区成为“标杆”，但如何帮助适老经验走向全国？

尝试在自我挑战中，追究技术在助攻社区适老化创新中是否真的“适用”。

这些挑战和追究，同样受到德国联邦家庭事务和老年部在创立多代屋之初时的启发——在社会文化变化与老年人实际需求面前，足够坦率、真诚与尊重。

这是数字科技创造可持续的社会价值的必经之路。

答案整理改编自 腾讯研究院 文章：《交换人生的一部分：适老化社区案例分析（德国篇）》
作者：陆诗雨